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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生父竟然是大地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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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生父竟然是大地主!】

毛的父亲毛顺生(毛贻昌)生于一八七零年,十岁时跟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订婚。
女家隔着一座叫虎歇坪的山坳,来去只有十公里,这样短的距离,两村人却语言各异。
毛的母亲由于是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在文氏家族姐妹中排行第七,就叫作“七妹”。
定亲多半出于现实的考虑,七妹的祖父葬在韶山,每年要扫墓,文家希望当地有门亲戚做歇脚之地。
订婚后,七妹搬进了毛家;一八八五年,贻昌十五岁时他们圆房。
婚后不久,贻昌出去当兵挣钱以偿还祖上留下的债务,几年后他攒足钱还清了债,回家做起了贩运白米和生猪的营生。
他能写会算,又有生意头脑,不仅逐渐赎回了祖上典出的田产,而且买了更多的地,成为村里最富的人之一。也就是中共大骂特骂的个个该杀的老地主。

贻昌人很勤俭,他家老屋是茅草顶,有了钱多年后,他才下决心把草顶换成瓦顶,但仍留下了泥墙泥地。
玻璃在当时是稀罕的东西,所以窗户只是些木框口子,晚上用木板遮起来。家具不过是木床、木桌、木板凳。
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在罩着蓝色土布蚊帐的床上,毛泽东出世。毛是第三个儿子,但却是第一个活下来的。
为了求菩萨保佑他不再夭折,毛的母亲到处烧香拜佛,还吃上了观音斋。毛取名泽东。“泽”在十八世纪毛氏族谱初修时,就定为他这一辈的辈名。
泽东,施光泽于东方。可它却给中国带来无尽的黑暗。
当他的两个弟弟在一八九六年跟一九零五年出生时,他们分别取名泽民、泽覃。

地主,在正常人类的字典中,就是拥有土地的主人之意,没有任何贬意负面含意。可是马列共产邪教的教义共产主义,有饭大家一起吃,有衣服财产大家一起分,就是土匪山大王的均富口号。
人家靠勤劳致富,省吃俭用积下了土地牛马财产。共产党来了之后,那些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地痞流氓懒汉加入中共后,以剥削为名,分人家土地抢财产,奸污人家妻女。

任何国家的抢劫行为,都是大罪,可是反天反地反人反神的马列共产邪教,却定为其合法的教义。
高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中共,成为中国最大的大地主,今天党官们几乎个个成为黄世仁周扒皮,个个富的流油,民国时有钱就是剥削,把土地财产小老婆,都被中共搂上就是合理了。
这套狗屁忽悠,今天太多中国人民看清了。
体力劳动对毛泽东也不具吸引力,一旦脱离了农民生活,他就再也不做了。
贻昌见不得儿子闲着不干活,自己辛勤劳作,要求儿子也要照办。毛不听话,他忍不住就打毛,毛于是恨父亲。
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当毛向政敌展开全面报复时,有一种通行的折磨方式叫做“喷气式”:受害者面对气势汹汹的人群,双臂被狠狠地拧在身后,左右两人一手拧臂,一手重重地按头。
毛对红卫兵领袖说他父亲“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这就是毛那么狠毒的原因,连亲爹都不打算放过,何况战友与广大人民。
其实少年的毛并没有受父亲虐待,也绝不是弱者。父亲责备他懒惰,他便顶嘴说父亲年长,应该多干。
一天,父子俩当着许多客人的面吵了起来,毛后来说:“父亲当众駡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我父亲就软了下来”。
一次,毛讲完这个故事,笑着说出他的结论:“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无可奈何的父亲对毛只有一项武器:钱。
一九零七年,毛离开第四个私塾后,贻昌拒绝再为他付学费,十三岁的毛只得成为全日制农民。但毛很快找到办法逃离农活,重新回到书的世界,这就是接受父亲的安排结婚。
贻昌想要毛安顿下来,做个负责任的一家之长。他给毛找了个媳妇,是自己的侄女,年纪大毛四岁。结婚后毛复了学。结婚那年毛十四岁。新娘姓罗,人称罗氏。
毛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只有一次提起她,是跟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口气轻蔑,还把他们的年龄差距从四岁夸大到六岁。
毛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没提及罗氏早在他们结婚后一年多就去世了。

妻子一死,这位十六岁的鳏夫就要离开韶山。父亲想让他到县城的米店去当学徒,但毛有自己的打算。他已看中了二十五公里外的一所新式学堂。
这时,新风气已穿透了韶山的山峦,吹进了少年毛的脑子里。科举制度废除了,旧的教育体系没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教一整套外国来的东西,像科学、世界历史、地理, 还有外文。
这些新学堂是毛那样的农家孩子走出乡村、进入外部世界的大道。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改革的巨变。除了整个教育体制彻底改变外,铁路开始修建,现代工商业开始兴办,政治团体允许存在,报纸也第一次出版。 留学生派出国去学习科学,大臣们则出洋考察政体。
一九零八年,清廷公布了《钦 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毛的家乡湖南在当时有三千万人口,是改革如火如茶的省分之一。虽然这里是内地,但通航的河流把它连向沿海。
一九零四年,省会长沙开辟为对外商埠,外国商人跟传教士纷至沓来。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当毛在乡间听说时,湖南已经有一百多所了,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多,还有好几所女子学校。所以中共把民国骂为旧社会怎么黑暗落后,纯属胡扯的歪曲事实。

毛想上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学费住宿费贵,毛就请亲戚们帮忙,说动父亲给他出了五个月的钱。
东山使毛眼界大开。从课本里,他读到拿破仑、威灵顿、彼得大帝、卢梭、林肯等人的小传,也第一次亲眼见到去过外国的人。
东山学堂的几个月为毛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省会长沙有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在毛的请求下,一位老师介绍他前去就读,尽管他不是湘乡人。
一九一一年春,毛心情激动地到了长沙。这年他十七岁,是他与农民生涯从此告别的日子。
毛从故乡的泥土中带走了什么呢?他后来说他带走了对贫苦农民生活的“深感不平”。事实却非如此。
毛当时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记载着毛谈论家乡的话:“人多务农,易于致富。”毛说当农民容易致富,并未说农民的生活艰苦。
通观所有毛早年文章和谈话记载,直到一九二五年底,毛只提到过农民几次。除了说家乡农民容易致富外,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在致黎锦熙信里讲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但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而是对消灭他们的人曾国藩表示倾倒。
毛说:“愚于今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民众的大联合(二)》里提起“种田人”, 但只是泛泛的,不带感情,不像他描述学生那样长篇大论地诉苦,说学生的生活是“苦海”。
同年九月一日,毛拟了一份详尽的问题研究单子,足足有七十一个大项目,农民只占第十项中的十五个分项之一,还无关贫苦农民的生活,而是“劳农干政问题”。
一九二零年下半年,毛与共产党结缘后,开始使用“工人们农人们”、“无产阶级”这样的字眼,但不过是辞藻而已。
毛后来说,在韶山他钦佩一个被捕并被斩首的农民起义英雄彭铁匠,但中共党史学者费尽心机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位铁匠存在的蛛丝马迹。
毛还说,饥民的痛苦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很可质疑。一九二一年,毛在长沙时正好遇上饥荒。他的朋友谢觉哉的日记中记载说:“乡间荒象特著……本地乞食者特别多,每日总在百数以 上……大半黄皮里骨,风吹欲倒。”“死者颇多,小街上施木板‘做棺材’也施不 起了。”
毛在这段时间写的文章对饥荒、荒民一个字也没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关心这件事。农民的根并没有滋养出一个同情穷苦百姓的毛泽东,从韶山他没有带走改善中国农民命运的理想主义。

中共与毛泽东真的关心中国人民吗?看看它怎么搞出的祸国殃民的大跃进。

自中共在苏共支持下霸占了中国后,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毛成功自我吹捧美化成神。
有了中共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毛终于得以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
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这个纲领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现在他把期限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这个过程他叫作“大跃进”,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拉开序幕。

马列共产邪教宣传说,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目标跟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毫无关系。
六月二十八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林彪插话说:“×年后,我们一定要造大船,准备到日本、菲律宾、旧金山登陆。”
毛接着说:“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八月十九日,毛以同样的气概对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毛搞大跃进,就是要称霸世界。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
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覆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
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
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
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
后来官方说,这些都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头脑发热”的“吹牛浮夸”。《人民日报》 何时成了人民的声音?它从来就是毛的喉舌。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
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 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
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 “卫星田”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
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
毛泽东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
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来。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 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
八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在中共的语汇中是动武行凶的意思。
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 他反覆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
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毛泽东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
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
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
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伊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
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
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 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 ”。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 多了个“边修改”。
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
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
三年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 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
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 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 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
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
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
事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
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沉进了“屎湖尿海”。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
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
昆虫学家痛陈利害的上书被置之不理。-- 毛曾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仿效中国的打麻雀运动。金为了敷 衍毛也订了一个“惩罚麻雀的三年计划”。
但他按兵不动,等到毛的运动不了了之,他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大跃进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
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
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里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妇女头上的铁发夹。宝贵的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
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土高炉转。
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里。毛一心惦记着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
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
赫鲁晓夫挖苦的把土高炉叫做俄国“茶炊”。连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高质合金钢,也被地方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茶炊”,成了废物。
毛后来自己也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
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
投产的设备像人一样没日没夜地用,不得片刻休息。重大事故不断,几个月内最少有三万多工人死于严重工伤。鼓起勇气提意见的专家被当作“白旗”拔掉,
毛号召人们唾弃他们的知识,说:“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
重金聘来的苏联专家告诫中方要照章办事,但毛鼓励干部“破除迷信”,不要当“贾桂(即奴才)”。
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副总理、 冶金专家扎施亚科(Aleksandr Zasyadko)访华回去后,向赫鲁晓夫汇报:“他们简直把我们的东西都躇蹋了。”
就连那位非常亲华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说话也没用。 他对我们说:“我请周恩来和陈云 劝毛不要瞎指挥,但毛不听。他们告诉我:对不起,毛主席不同意苏联方面的意见。”
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机毁人亡。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毛式浪费与别的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国家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先强迫本国人民拼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
大跃进时,人们真是累到了极点。毛说:“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断要大家互相“竞赛”、“挑战”。只见水利工地上,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男女老少一天十多个小时,或挑着一百来斤的担子奔跑,或挣扎着飞快地挖土。
山路上挑水浇庄稼的人们也在小跑。守着土高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高炉虽是废物,可是不能停火,人们得昼夜往里填东填西,往外刨这刨那,常见有人累昏在地。
饿着肚子不得休息地干活导致恶性传染病蔓延。离北京不远的河北邯郸地区,伤寒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毛指示:“把各种疫病大大消灭”,他要的是确保“出 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五八年夏天,中国实行农村人民公社,把全国几亿农民集中在两万六千多个公社中。
毛说公社的好处是:“大,好管”,“便于管理”。第一个公社,山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是在他的模范省河南搞起来的。经过毛修改、被他称为“宝贝”的公社章程,规定社员的生活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劳动。
九千三百六十九户社员得“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
他们得“根据有利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集中居住。“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服从指挥调动”。
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大劳动营,人民公社制就是农奴制,五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成了农奴。毛甚至设想过取消他们的姓名,而代之以号码。
这一设想在河南等地试行过,地里劳动的人们,背上缝着大号码。毛的意思是抹掉他们“人”的象征,把他们变成一群埋头苦干的人面牲畜。
社员只能在公共食堂吃饭。在家开伙不但不允许,连锅、灶都被砸了。不出工就没有饭吃。“扣饭”成了常见的惩罚,基层干部不高兴谁了,就叫谁挨饿。
为了吃上饭,无奈的农民往往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一处,隐私当然是没有的,家庭生活也无从谈起。各自的房屋因无人照料,在风吹雨打中坍去。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春返乡视察的记录上,有一个天华大队,公社化前有一千四百一十五间房屋,现在几 经横祸,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六百二十一间。
公共食堂初建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时,基层干部于是放手让农民敞开肚子吃。这样的吃法只持续了一两个月。至今相当多的人仍以为敞开肚子吃是大饥荒的原因,其实它只是让大饥荒来得更早更掹,一九五八年尚未过完就已经有大批人饿死。
三年后,毛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解散食堂时,农民欢喜之余,却发愁无锅无灶,有的无家可归。饿得虚弱无力的农民还得干沉重的体力劳动。
不干不行,有干部监督,用安徽凤阳一个副大队长的话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基层干部的穷凶极恶往往是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失掉监工头的特权,自己和全家就会沦入“奴隶”的境地。
这些干部也是狱卒,把农民死死关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零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由于饥饿,农民不得不“偷”自己辛勤种植的粮食,特别是还不懂事的孩子。 基层干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抓偷。
八十年代的调查报告《乡村三十年》里有这样一些记录:乔山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一天就活埋四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
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得生了病”。段桥生产队长“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断气(后被救)”。
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逮住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个手指”。三小队支书指使亲信“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取笑的对孩子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
大跃进时,毛想把“人民公社”引进城市。但相对复杂的城市不容易变成农村那样的劳动营,这个尝试最终不了了之。
毛对城市的方针是:“生产第一,生活第 二。”城市在他眼里应该是纯工业生产基地。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看着那时宫殿、庙宇和宝塔林立的北京城,对北京市长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
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Jan Rowinski)描述说:“生活的图景彷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
城里人的肉食定量一九五七年一人一年还有五点一公斤,到一九六零年降到只有一点五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
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零年为最烈。
这一年,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
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零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 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
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
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
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
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
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
光是我们所知的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
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
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千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
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如果没有出口, 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中共老是炒作南京大屠杀,共产邪教害死的中国人超过南京大屠杀的几百倍。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 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
一九五七年, 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

摘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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